译者 | Churi11_  小赵 

制作 | 刀刀

/关键词 /

排斥性政治、女性主义、性别意识形态、后真相、跨性别女性主义

在2017-18学年，本书一位编辑在英国某大学开设了一门关于性别与性态的课程。该课程获得了学生们热情的正面反馈。然而在考试结束后，一名监考员通过校方管理层表达了担忧，问题在于部分学生在答题中使用的措辞。具体而言，该监考员质疑学生使用缩写词“TERF”（排斥跨性别激进女性主义者）来批判一系列意识形态立场，认为该缩写词具有厌女的污蔑属性。随后，课程主讲人被其主管质询该术语是否出现在教学材料中。

事实上，课程主讲人在教学中从未使用过“TERF”一词，也从未明确探讨女性主义内部“支持”或“反对”跨性别立场的问题。某次关于跨性别女性主义的讲座上重点探讨作为一种厌女表现形式的跨性别恐惧症，援引了Julia Serano（2007）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与针对《沉默的羔羊》《神探飞机头》等电影的媒介分析。正是学生们将他们对当代流行话语的了解应用到答卷当中。他们选择使用该缩写词指涉一系列愈发令人不安的争论，这些争论涉及女性主义应当如何将跨性别身份与经历概念化并对其作出回应。他们之所以采用“TERF”一词，也是因为它已成为讨论性别与性政治及女性主义包容/排斥议题时的日常用语。同时，监考员对该词的反对代表了在语言使用问题上（特别在女性主义内部）更广泛的争论。

这个轶事展现了我们，作为跨性别研究的女性主义学者，在许多场合中的遭遇。我们从不寻求TERF战争，而是TERF战争找上了我们。

我们认为，从社会学角度理解这一现象至关重要，因为若不理解主讲人、监考员和学生们彼此如何以及为何沟通无效，便难以真正理解任何分歧，哪怕是上述这般的微小分歧。围绕跨性别议题、女性主义、反跨性别意识形态以及各方在论辩中所使用语言所展开的激烈争论，不仅是术语之争，也不仅关乎性或性别的概念化。它们更是关于信息，关于人们在信息过载时代如何与信息建立关联的争论；它们关于真相，关于人们在“后真相时代”如何与真相建立关联的争论。我们称作“TERF战争”的跨性别/女性主义冲突，折射出当今公共话语被政治极化主导的时代状况，而虚假信息的泛滥和对“专家”（其知识常常与个体的文化常识脱节）的不信任加剧了这种极化。这些当代现象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也只有追溯这些根源方能理解今日图景。

对排斥跨性别话语的分析为社会学研究贡献良多。它不仅揭示了意识形态僵化的反证据政治（包括学术界内部）如何生产，更提供了对权力关系的洞见。谁的声音被听见、谁的论述具有说服力、哪些问题（被哪些人）认定为“合理”、这些话语如何影响边缘群体，这些皆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要素。

在导言中，我们将分析本书所置身和介入的政治、社会与认知语境（epistemic context）。我们将审视当前针对跨性别权利的反扑、反跨性别政治的政治图景，以及它们与传统性别、女性特质（femaleness）及女性身份（womanhood）话语的关联。我们也将审视女性主义内部对跨性别现象的知识建构，排斥跨性别的论述中对”科学”的运用，以及这些论述所依托的更广泛意识形态图景。由此我们将展示，为何在2020年对TERF战争进行批判性社会审视是必要的，以及为何这种审视必须立足于跨性别女性主义。

在我们写作的英国语境下，自2017年Theresa May首相宣布保守党政府计划修订《2004年性别承认法案》（GRA）以来，公众的反跨性别情绪显著高涨；该提案亦获得英国其他主要政党支持。尽管《性别承认法案》允许跨性别者将出生证明上的性别标记从“女性”改为“男性”或反之，但相关程序被普遍认为过度医疗化、官僚化、具有侵犯性且费用高昂（Hines, 2013）。这是因为修改出生证明的性别标记需满足多项条件，包括以个人选择的性别生活满两年，并被诊断为性别焦虑症（旧称“易性癖（transsexualism）”）等。英国的跨性别者可通过自决（self-determination）程序变更姓名及性别标记（包括国民医疗服务体系、驾驶与车辆牌照局及护照办公室等机构），无需以修改出生证明为前提。通常这只需要提交意向声明，表明今后将使用新姓名和/或性/别身份。然而，出生证明作为法律承认形式对许多人仍具象征意义。《性别承认法案》改革计划的核心诉求，正是允许跨性别者通过自决程序变更出生证明。该计划受到众多跨性别者及LGBT组织的欢迎。

2018年英国政府就《性别承认法案》改革举行公众咨询，却引发对改革提案的强烈反对。咨询启动前夕，多家抗议组织相继成立，专门反对将自决程序作为修改出生证明性别标记的机制。包括“英国女性之地”组织（A Woman’s Place UK; WPUK）、“女性公平竞争”（Fair Play For Women; FPFW）、“女性五月天”组织（Mayday4Woman）、“我们需要谈谈”运动（We Need To Talk）及女同性恋权利联盟（Lesbian Rights Alliance）在内的许多组织在英国各地召开会议，组织起新的排斥跨性别女性主义运动。该运动还通过推特、妈妈网（Mumsnet）的“女性主义聊天”留言板等数字平台迅速在线上扩张。这些团体的活动与观点亦受到媒体广泛报道。截至本文撰写时，《性别承认法案》改革尚未实现。2020年4月22日，妇女与平等事务大臣Liz Truss向妇女与平等事务特别委员会发表演讲，在提及法案改革时表示将在2020年夏季前提交法案的未来报告。特拉斯强调了三项相关的优先事项：“保护”单一性别空间（错误地暗示《性别承认法案》曾经或将会影响空间使用权限）； “维持制度内的适当制衡”（暗示对跨性别成年人的自主权进行把关）；“保护”18岁以下人群不受“其可能作出的决定”的影响，此举不仅引发对18岁以下跨性别者（本已高度受限的）获取性别相关医疗服务的能力的严重担忧，更暗含对所有青年人身体自主权的威胁。

要理解这种反弹的本质，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剖析：WPUK和FPFW等团体究竟反对什么、支持什么？第一点涉及性与性别的操作化：这些组织所利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女性生理性别权利（women’s sex-based rights「译者注：下文还会出现以此命名的宣言，均采取传统的“生理性别”译法以示其立场」）”，其运用方式强化了性（作为“生物”或物质现实）与性别（作为社会角色或意识形态）的区分。反对性别自决的组织不仅主张性与性别之间的明确区分，更要求对英国《性别承认法案》及《2010年平等法案》等法律作如下解读：将跨性别女性认定为“男性”，将跨性别男性认定为“女性”，非二元性别者默认为妄想症患者（Fair Play for Women, 2017）。换言之，这些组织认为”性别”或可变，”性”却不可改变「译者注：也可将前者译作“社会性别”，后者译作“生理性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立场忽视了数十年来女性主义研究的论述：性别与性是话语性共同建构的（discursively co-constituted）（下文将再次探讨此观点），并且忽视了英国法律中“性”和“性别”并不是独立定义的 (Jenkins & Pearce, 2019; Sandland, 2005)这一事实。

第二点涉及自决被认定能实现什么。反对自决的组织在话语中将其定位为“危险的”，声称这会让“男性”（该范畴常被默认为涵盖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跨性别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不受限制地进入女性专用空间。跨性别者及其盟友常将持此类主张者称为“TERF”，因其倾向于支持将跨性别女人/女孩排除在女厕所、更衣室、强奸危机中心、庇护所及女权团体等空间之外。

针对《性别承认法案》改革提案的反扑，以及在英国形成的相关排斥跨性别女性主义运动，都并非凭空出现。它们实则是更广泛的排斥跨性别政治氛围的语境化表达，这种氛围具有国际性。例如2016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出台法律，要求个人使用与自身“生理性别”相符的公共厕所。该法案旨在禁止跨性别者使用与其性别相符的卫生设施。此后，美国其他州相继提出类似法案（所谓“厕所法案”）（Barnett et al., 2018）。反跨性别“厕所法案”的支持者声称，此类法案是为了保护顺性别女性的安全，她们可能遭受跨性别女性及非二元性别者的侵害，而后两类群体则被（明示或暗示地）定位为“自认为”女性的“男性”。

此类论调是传统性/别本质主义话语的当代版本：尤其在西方社会，跨性别女性长期被视为顺性别女性安全的威胁，因为其身体被话语性地与危险的男性性态（male sexuality）及潜在的性掠夺行为（sexual predation）相关联（Westbrook & Schilt, 2014）。厕所等女性专用设施常被定位为“安全空间”，为（顺性别）女性提供对性别侵害（gender-based harm），特别是性暴力的保护，（参见Jones & Slater，本书）。然而，这种厕所"安全"观念实为围绕（顺性别）女性身体的保护主义政治的一部分，其功能在于维护理想化的白人女性脆弱性观念（Patel, 2017；另见Koyama, 本书）。认为跨性别女性对顺性别女性构成威胁的文化定位，根植于性别化的概念化（gendered conceptualisation）：（顺性别且隐含白人身份的）女性相对于（顺性别）男性必然是脆弱的，而后者则被概念化为拥有优越的生理（及性）能力。通过将（顺性别白人）“女性（females）”定位为易受“男性”暴力（尤其是“生物学的”男性性暴力）威胁的特殊范畴，围绕厕所使用权的排斥跨性别论述（包括某些自诩为女性主义的团体提出的观点）支持着长期以来将（白人）女性定位为需要（来自男性且防范男性的）保护的“更弱势一性（weaker sex）”的性别歧视与厌女话语。

这些话语暗含种族主义倾向，因为作为保护对象的女性隐含的白人身份意味着被种族化的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更容易被视为具有危险的男性气质（Patel, 2017）。这源于持久的殖民遗害，长期以来它将种族化的女性定义为非女性气质或“男性气质”的，与白人女性假定的“自然”女性气质相对立（McClintock, 2013）。由于将有色人种身体定位为偏离白人身体规范的性别异常者的种种话语，种族化的女性（无论顺性别或跨性别）、非二元性别及间性者群体尤其容易被视为“性别可疑分子（gender suspect）”。（Gill-Peterson, 2018; Snorton, 2017）此外，将跨性别女性和非二元性别者定位为顺性别女性“威胁”的话语回避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此语境下，（白人）顺性别女性能够宣称自身处于弱势地位，这本身就反映了她们相对于跨性别女性（以及所有性别的种族化主体）所拥有的权力。被承认或标榜为“弱势”群体的能力，取决于白人性与性别规范性（whiteness and gender normativity）。在女性专属空间中，跨性别女性与非二元性别者（尤其是有色人种）往往最易遭受物质层面的性别暴力（参见Jones and Slater，本书）。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顺性别者（无论男女）对跨性别女性构成威胁并实施暴力的是，而非反之（Bachman & Gooch, 2018; Hasenbush et al., 2019）。排斥跨性别的女性主义政治是在以这种方式抹除性别化与种族化的暴力。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许多（但非全部）跨性别者及其盟友将排斥跨性别者的女性主义运动参与者称为“TERF”，但这些参与者们普遍对这个词语表示反对。近年来，许多人更倾向于自诩为“性别批判（gender critical）”——与其说是该术语指向对性别采取批判，不如说是强调以“生物学定义”的女性特质与女性身份概念取代性别认同及性别的社会概念。除攻击跨性别者依据其性/别呈现（sex/gender presentation）使用公共厕所的权利外，“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还抨击了诸如LGBTIQ包容性学校教育、媒体对跨性别者的正面呈现等社会发展。她们日益主张此类发展源于所谓“性别意识形态”（例如，参见4thWaveNow, 2019）。

“性别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源于右翼基督徒的反女性主义和反跨性别话语，其中天主教会是核心力量（Careaga-Pérez, 2016; Kuhar & Paternotte, 2017）。过去十年间，该概念越来越多地被美洲、欧洲及非洲多国极右翼组织与政客采用。他们将性别平等主义、性解放及LGBTQ+权利视为“全球精英”对传统价值的攻击，并将跨国公司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视为其代表（Korolczuk & Graff, 2018）。在此语境下，“性别”成为身份政治与社会可塑性（social malleability）观念的代名词：“性别成为争夺霸权的角斗场……一场重新定义自由民主的较量，其中‘性别意识形态’包含着所谓进步力量的诸多缺陷”。（Kováts, 2018, p. 535）

Mallory Moore（2019）追溯了“性别意识形态”在“性别批判”语境中的首次出现：2016年反跨性别女性主义网站4thWaveNow的一篇博客的评论中，该网站转载了保守派倡导组织“美国儿科医师协会”（此机构与专业组织“美国儿科学会”无关）的资料。此后，该概念在排斥跨性别女性主义话语中不断流传，尤其在“性别批判”活动家Stephanie Davies-Arai（曾接受4thWaveNow专访和报道）于伦敦的一次反跨性别运动者会议上使用后（Singleton, 2016）。

然而，所谓“性别意识形态”（以及反女性主义对诸如“性别主义”、“性别理论”等术语的使用）的实际内涵尚未得到明确定义：正如Elżbieta Korolczuk和Agnieszka Graff（2018, p. 799）所说：“这些术语已沦为空洞的符号，成为道德沦丧、堕胎、非规范性性态（non-normative sexuality）及性混乱（sex confusion）的弹性的同义词”。这使得它们成为传统性/别观念瓦解时煽动道德恐慌的有效工具，跨性别解放运动不断增加的可见性便是明证。Meg-John Barker（2017）观察到英国媒体针对跨性别存在的道德恐慌中存在一系列矛盾：跨性别者既被指责瓦解现有性别体系，又被指责强化该体系；跨性别女性的女性身份在某些语境下遭到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质疑，在另一些语境下质疑又以社会化为基础。解决方案通常是在法律、政策中搁置“性别”议题，转而依据“出生性别”界定法律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2020年，这在多个司法辖区成为立法现实：三月，美国爱达荷州禁止跨性别者更改出生证明；四月，匈牙利独裁者Viktor Orbán（“性别意识形态”的公开批判者）政府在极右翼领袖获得法令统治权的同一天开始推动在法律上重新对性进行定义。

最终，社会对跨性别者与非二元性别者的接纳度提升，正挑战着对“女性特征”与“女性身份”源于生物学的、不可改变的概念化。“性别批判”对此的反对可被理解为情绪化的反动，试图通过重申本质主义引发如“女性性别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Women’s Sex-Based Rights）「译者注：参考前文译者注对同一短语的处理方式；此处特意将“sex”译作“性别”而非“性”或“生理性别”」”（参见Hines，本书）等介入行动，后者有效呼应了极右翼反女性主义者的诉求。

尽管跨性别主体性与女性主义有时被置于对立立场（尤其出自“性别批判”立场的作者），但这种关系框架并非女性主义思想领域的主流（亦非准确）理解。二者关系的起点常被追溯至Janice Raymond在1979年出版的《变性帝国》（The Transexual Empire），该著作将跨性别女性定位为暴力的男性主体，渗透女性空间并侵占女性身体。Eleanor MacDocald（1998, p. 3）将雷蒙德的著作描述为“关于跨性别身份（transsexualism）问题的经典（直至近年几乎是唯一）女性主义论述”。然而，Raymond对跨性别者的刻画既非首个也非唯一的女性主义对跨性别问题的解释。事实上，Susanne Kessler与Wendy McKenna在早一年出版的《性别：一种民族方法论研究》（Gender: An Ethnomethodological Approach）中深入探讨了跨性别身份，但并非像Raymond那样将其理解为厌女症，而是将其视为人类如何“实践”或表演性别的范例。

MacDonald本人并不敌视跨性别身份，而更接近凯斯勒与麦肯纳（1978）的立场：好奇于跨性别视角“可能为理解性别体验、性别关系或女性压迫带来何种启示”（MacDonald, 1998, p. 4）。尽管麦克唐纳指出，许多女性主义作者因跨性别现象的罕见且多与医学文献相关而忽视其存在，但当她提出这一观点时，女性主义对跨性别议题的处理方式已开始转变。1990年代后期，跨性别主体性与性别多样性已普遍成为众多女性主义论述中理解性别的社会建构的切入点。这尤其得益于后现代女性主义与酷儿理论的兴起——特别是Judith Butler（1990）的介入，指出性和性别的理论化二元观念的文化建构——以及1990年代跨性别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诞生（Stryker & Aizura, 2013）。这一转变同样源于跨性别者数十年来在多国对女性主义运动的日常参与（Cutuli, 2015; Enke, 2018; Garriga-López, 2016）。

主流女性主义思想普遍将女性主义与跨性别现象的关系视为探究性别关系及体系的建构与表达的焦点。例如，2011年《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关于种族与跨性别研究的特刊在开篇即指出，“女性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与跨性别主体性对性态和性别二元论带来的挑战相斗争，尤其体现在对’女性’范畴的理解上”（Richardson & Meyer, 2011, p. 247）。然而，Richardson与Meyer并未暗示这些斗争关乎女性主义能否包容跨性别，也没有暗示跨性别存在是否威胁女性主义实践。其强调的是在女性主义学术圈内部聚焦边缘化声音的困难，以及指出跨性别研究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性的需要——这两大议题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Green & Bey, 2017）。尽管存在少数相对高产的排斥跨性别激进女性主义学者（e.g. Jeffreys, 1997, 2014），但她们普遍未与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来自跨性别女性及支持跨性别包容政治的盟友）展开对话（Hausman, 1995为例外）。相反，排斥跨性别女性主义者普遍置身于数十年来跨性别/女性主义的学术生产活动之外，这部分源于其认为女性主义必须建立在共享的（生物学的）“女性特质”/“女性身份”概念之上，而跨性别身体与主体性对这些概念构成威胁的信念（本合集中Hines、Koyama和Carrera-Fernández及DePalma对此均有论述）。

在理解当前排斥跨性别女性主义政治的图景时，各方在辩论中使用的术语至关重要，这对分析排斥跨性别话语构成挑战。这是因为语言正被刻意用于接纳、排斥及/或指代权力关系：例如，包容跨性别的女性主义作家倾向使用“跨性别女性（trans women）”一词，因其暗示跨性别女性也属于女性（如“跨性别女同性恋（gay woman）”）。然而“性别批判”作者通常使用“跨性别-女性（transwoman）”「译者注：文章其余处的“跨性别女性”都来自trans woman/women，此处为将两种立场的用语进行区分并保持翻译连贯性而作此处理，读者可直接比对两种用语的英文表达」并回避“顺性别”一词，通过将“女性”与“顺性别女性”相混淆（隐性或显性地）将跨性别女性排除在“女性”范畴之外。

类似争议也围绕缩写词“TERF”展开。该词最初由部分顺性别女性于2000年代后期采用，以在排斥跨性别的立场中区分出自己的激进女性主义（Smythe, 2018）。如今“TERF”被众多包容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者采用，而被排斥跨性别者的活动家所抵制。反对使用缩写词“TERF”的人常辩称，该词构成一种厌女污蔑，正如开篇小故事中监考员的案例所示。诚然，TERF（如同“顺性别”）常被顺性别与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双方用于网络的激愤言论中，既作指控（如“你是个TERF”），亦作辱骂（如“TERF滚蛋”）。然而，关键在于理解并解释此处的权力动力。在上述案例中，边缘群体成员及其盟友试图识别并表达对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愤怒或沮丧，这种意识形态主要经由和内在于享有体系特权的顺性别者（包括男性和女性）的利益。这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良性过程。例如，一个善意但信息匮乏的人，可能因缺乏对跨性别者现实生活的意识或理解而被不公正地贴上“TERF”的标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TERF”实际上就是一种污蔑。Christopher Davis与Elin McCready（2020）指出，尽管该缩写词可被用于贬低特定群体，但该群体是由被选定的意识形态而非内在属性（intrinsic property）定义的（与跨性别者或女性等群体不同）。针对由内在属性定义的群体的贬损行为，才是构成污蔑的必要条件。此外，就“TERF”而言，贬低的行为在某些权力关系结构中并未发挥压迫功能（区别于性别错称（misgendering）或“贱人”等性别歧视的污蔑）。

更令人困惑的是，争议围绕着“TERF”一词的恰当用法及其实际指称对象。近年来，该词日益泛化为指代跨性别恐惧症或恐跨者，逐渐偏离其本义（排斥跨性别的激进女性主义）。跨性别团体及其盟友常就反TERF言论何时、怎样可能越界产生分歧；值得注意的是，跨性别女性主义作家批评了那些过度使用暴力意象的干预行为，尤其当此类言论主要由男性和/或顺性别者传播时。例如Beth Desmond（2019）批评某条病毒式传播的视频，其中一个男性游戏角色反复刺击被标记为“TERF”的女性角色，指出“男性沉溺于对女性施暴的行为对跨性别女性而言毫无益处”。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与激进女权运动有联系的反跨性别运动参与者公开与反女性主义组织结盟。例如，自2017年起，美国的“女性解放阵线”（Women’s Liberation Front; WoLF）便与保守组织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及家庭政策联盟（Family Policy Alliance）建立合作关系，后两家机构均以支持传统性别角色、反对堕胎权、全面的性教育及同性婚姻著称。这引发了一个问题：诸如WoLF之类的团体是否还能被视为“激进女性主义”（进而视作“TERF”）组织？但必须承认，这些组织确实明确援引了女性解放的论述，承袭了Raymond（1979）和Jeffreys（1997）等激进女性主义作家的思想遗产。女性主义者，尤其是激进女性主义者，必须正视这一矛盾：这正是“TERF”一词诞生的初衷。因此，本书力求关注与女性主义相关的排斥跨性别意识形态及行动，而非试图划定何种介入行动才“算是”女性主义的界限。

因此，TERF战争更应被理解为发生在女性主义内部（而非对抗女性主义）的一系列复杂话语与意识形态斗争。女性主义历史与有关语言的争论是这场斗争的核心。而“真相”与“中立性”等概念同样至关重要，它们常被排斥跨性别的女性主义话语援引，用以削弱跨性别激进主义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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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后真相”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传统的专业知识概念和事实的认知地位正在碎片化，这体现在数字空间中所谓假新闻的泛滥。随着可以访问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人数空前增加，他们可以阅读并传播各种信息，不同立场的知识主张在数字化地共存。事实上，有学者认为，许多人正在放弃传统的证据标准，而转向替代性的知识和信念（Lewandowsky et al., 2017）。这种“后真相”环境经常被“性别批判”作者提及，她们认为跨性别者的认知主张被媒体和立法机构以一种难以反对的方式采纳。例如，Heather Brunskell-Evans 和 Michelle Moore（2018, p. 5）称，年轻跨性别者“生在错误的身体中”的观念正被“跨性别游说者在一种质疑声被静音的文化氛围中不断推广”。其他人指出了“静音”的因素，例如“对批评或争议的恐惧”，尤其是围绕“恐跨偏执的指控”（Kirkup, 2019）、活动场所因收到包含恐跨内容的投诉而取消活动预订，以及某些人拒绝与其认为持恐跨观点的人进行公共讨论（Bindel, 2018）。有人断言，反跨性别运动参与者（通常被定位为“女性”和/或“女性主义者”，尽管许多撰写相关议题的记者是男性且/或为不曾支持过女性主义立场的出版物撰稿）因其对真相的坚持而面临反对。例如，Julie Bindel（2018）为《奎莱特》（Quillette）撰文时坚持认为，“像我这样的女性主义者拒绝接受阴茎是女性身体一部分的观念，也拒绝重复将跨性别女性等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性的奥威尔式口号”。

然而，似乎要求“静音”的主张在主流媒体和跨政治阵营举办的政治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关注。在英国，持“性别批判”观点的文章经常出现在左翼和右翼出版物中，包括《观察家报》、《卫报》、《每日电讯报》和《星期日邮报》。谷歌搜索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跨性别”的文章，仅2018年就有大约230篇结果，标题包括《女童子军领导因质疑跨性别政策被开除》和《教会人士写道：挑选性别是邪恶的》。在英国议会和苏格兰议会也在保守党、工党和苏格兰民族党政治家的主持下举办过多场“性别批判”活动。

“性别批判”作者和基督教保守派作者常常将跨性别群体和包容性女性主义描绘为一股强大的“异教”（e.g. Davies-Arai, 2018; Hendley, 2019; Trinko, 2019）。这种论断往往依赖暗示而非论证：例如，Stephanie Davies-Arai（2018, p. 30）讨论“儿童跨性别实验”的写作中包含一个题为“异教的收编？”的部分，但并未解释跨性别群体为何/如何被理解为邪教。相反，她宣称英国运营跨性别青年团体的组织，包括性别智慧（Gendered Intelligence） 和美人鱼（Mermaids），通过为“脆弱的青少年提供他们所寻找的‘部落’……[他们]也许第一次在这些团体中找到赞许和归属感，只要他们认同自己是跨性别者”，从而“认可并强化了跨性别身份”（Davies-Arai, 2018, p. 31）。在《今日女性主义》（Feminist Current）一篇阅读量很高的博客中，Alicia Hendley（2019）补充道：

     “……虽然我不太愿意称跨性别激进主义为‘异教’，但我注意到许多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相关议题提出批评；对那些提出质疑的人静音、抹黑和排斥（在这种情况下，将他们贴上‘恐跨’的标签）；向个人（从父母到医疗专业人士）施压，要求他们盲目服从有些人‘生在错误的身体中’，而‘修正’这错误的唯一方式就是医学干预这种观点。”

重要的是，这些“性别批判”的言论忽视了跨性别知识、社群与激进主义中广泛存在的意识形态多样性（e.g. Boellstorff et al., 2014; Ekins & King, 2006; Halberstam, 1998; Prince, 1973）。例如，通过在印度和英国跨性别社群中长达十年的质性访谈与参与式观察，Surya Monro（2007）展示了跨性别者在性和性别观念上的多样性。这些观点包括：对身体的中心或去中心化，支持或反对性别废除（gender abolition）或“去性别化”，依赖女性及男性身份和/或寻求获得非二元空间。跨性别者也可能会根据其社会位置与环境，策略性地在不同程度上定位自己的颠覆性。例如，颠覆性的性别表达可能导致失去社会支持网络，甚至被逐出家庭。这会带来深重的经济影响，对许多人而言，出柜或颠覆跨规范期望（transnormative expectations）的代价实在太高。因此，Monro 主张一种跨性别身份的“性别多元主义”模型，以承认多样的身份认同方式；这种模型在许多跨性别社群的群体互动中得到了体现（Pearce, 2018; Pearce & Lohman, 2019）。同样，许多跨性别女性主义作者也对所谓的“错误身体”（wrong body）叙事进行了深入批评（e.g. Bettcher, 2014; Lester, 2017），并批判了其所依托的病理化的顺性别医学模型（Gill-Peterson, 2018; Riggs et al., 2019; Stone, 2006）。

因此，“性别批判”论述往往与跨性别者对自己的经验进行理论化、认同和描述的方式相矛盾。这并不是说“性别批判”论述中的观点总是完全不准确。例如，Alicia Hendley（2019）称，在“跨性别激进主义”中存在“对那些提出关于跨性别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人进行静音、抹黑和排斥”的现象。Hendley 并未具体说明这些问题是什么，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想象，某个问题在她看来可能只是无恶意的询问，但（取决于问题的表述方式）可能在跨性别者看来是恐跨的。例如，Hendley 隐隐质疑跨性别青少年存在高自杀想象和尝试（suicide ideation and attempts）风险的事实，并将跨性别激进主义对这一现象的引用称为“恐吓策略”。然而，对于那些在青年时期经历过多位朋友因自杀去世的跨性别活动家来说，这种说法自然可能被理解为跨恐，尤其考虑到更普遍的关于跨性别者自杀倾向的实证证据（Adams & Vincent, 2019; Pearce, 2020）。因此，他们可能会选择终止讨论或避免与 Hendley 继续接触，而非继续辩论。虽然这种分歧可以被简单理解为由并存的不同知识体系所引发的认知问题，但 Hendley 与其跨性别对话者之间的差异也可以从错误信息与权力的角度理解（Lewandowsky et al., 2017）。正如我们所展示的那样，坚持认为在性、性别与跨性别现象上存在一个可定义的“（跨）性别意识形态”显然是错误的。因此，这一观点的持续传播也可以被视作恐跨的表现，因为它与对跨性别者的不准确（且常带偏见的）看法相关，而非出于真正的对话意愿。

即便在“性别批判”作者看似与跨性别理论有所对话的情况下，这种互动往往也是片面的。例如，Michele Moore（2018, p. 225）批评了“在残障研究与跨性别主义间的拟议联盟”，却并不解释这一联盟可能的样貌，也没有在《跨性别研究读本2》（Transgender Studies Reader 2）（Stryker & Aizura, 2013）以外引用任何跨性别作者。事实上，关于残障与跨性别理论及行动主义交叉领域的研究（e.g. Baril, 2015; Chung, 2011; Mog & Swarr, 2008; Puar, 2014; Slater & Liddiard, 2018）在 Moore 的论述中完全缺席。一些对“性别批判”立场持同情态度的作者也对跨性别学者的观点作出了完全不准确的描述。例如，David Pilgrim（2018, p. 309）声称：“跨性别者个体的个人脆弱性与其集体社会地位之间的模糊界限，可能作为一项社会运动，促使跨性别活动家及其支持者拒绝这些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的论点，认为其带有偏见并‘恐跨’（e.g. Pearce 2018）。” Clara Greed（2019, p. 912）则写道：“跨性别者与非二元性别的厕所使用者可能发现性别中立厕所（GNTs）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替代方案（. . . Pearce, 2018）。” 然而， Pearce（2018）实际上没有提出过这两种论点。相反，Pilgrim 与 Greed 似乎只是将 Pearce 当作一个象征性的跨性别作者来引用，而没有真正阅读过她的作品。这一做法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关乎在以排斥跨性别群体为目的的议程中对真相提出了怎样的主张。

排斥跨性别的论点中使用（与滥用）对真相的要求引发如下两个问题：其一，用以正当化这些论点的证据的形式；其二，在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与历史上的“性别保守派”组织之间所形成的认知联盟（epistemic alliances）（Krutkowski et al., 2019）。如上所述，“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们的论点常常反对（甚至忽视）数十年来女性主义学者对“女性特质”与“女性身份”本体论与认知地位的理论化（see also Hines, 2019）。性别研究学者们（e.g. Butler, 1990; Laqueur, 1990; Snorton, 2017; Warren, 2017）已指出，性的生物学概念化如何受到广泛的性别化、殖民化与种族化规范所中介，这些规范导向了赋予不同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包括个人是否有能力获取“男人”或“女人”为第一位的地位。西方殖民叙事不仅将被殖民化、种族化的主体建构为次于人类（less than human）的存在，同时也将“女性身份”和“男性身份”（以白人、欧洲的异性恋规范所定义）塑造为人类文化的特质，而被殖民主体由于其“原始”地位而被认为无法复制这种文化。于是，他们最多只能被视为“雌性”或和“雄性”（female and male），却无法获得“女性”或“男性”（women and men）的地位（McClintock, 2013）。这意味着“雌性”与“雄性”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范畴，它们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并在不同语境下、对不同群体而言具有不同含义。此外，女性主义科学研究也已证明，当代生物学中充斥着带有性别化与种族化色彩的语言（e.g. Birke, 1999; Haraway, 1991; Hubbard, 1990）。因此，有必要区分作为有机体物质组织的生物学和作为关于有机体的科学话语的生物学（Birke, 2003）。然而，“性别批判”论点诉诸“女性特质”，将其作为一条“生物学事实”，却未能意识到性差异本身是如何通过社会-生物学话语被生产为二元性，而这些话语又被关于“女性身份”与“男性身份”的性别化与种族化观念所塑造（Fausto-Sterling, 2000; Laqueur, 1990）。然而，“性别批判”女性主义团体正积极地重申“女性特质”作为固定且不可否认的生物学事实，称无论跨性别女性是否（在社会层面上）是“女性”，她们都不可能是“雌性”，因为女性特质要求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定的生物构成（see Hines, 2019）。

关于性差异的本质主义论点不限于“性别批判”女性主义团体，也不仅存在于特别针对“跨性别身体”的讨论。它们同样延伸至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政策话语。例如，在国际体育领域，近期出台的新规限制了一些具有高睾酮水平和 XY 染色体的间性女性（intersex women）参加女子田径比赛的权利，即便她们在法律或社会层面上获得女性身份，或出生时便拥有其他女性生理特征（World Athletics, 2019）。体育监管机构声称，这些规定是基于有关性的生物学事实，社会因素无法动摇它们。他们认为，具有 XY 染色体和高睾酮水平的女性是“具有女性性别认同，生物学上属于男性的运动员”（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2019, p. 71）。这些主张得到了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评论员们支持，包括前竞技体育运动员 Dorian Lambelet Coleman（2019）。她表示：“当人们告诉我们，那些性别认同为女性、有 DSD（‘性发育障碍’）的男性（拥有XY染色体）与我们没有任何不同，因为性别认同才是最重要的，这种说法的效果是抹除我们在赛场内外深刻而独特的、基于特定的性的（sex-specific）经验。”体育监管机构长期持反女性主义立场并排斥女性，包括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暗中将劣等性归于（一切）女性身体（Erikainen, 2020）。然而，这种排斥对来自全球南方、被种族化的女性造成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在很多方面都是由在西方长期存在的话语所致。这些话语预设种族化（尤其是黑人）女性及其身体为非女性（unfeminine），未能体现出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规范“女性特质”（Erikainen, 2020）。尽管如此，在强大的体育管理机构与部分“性别批判”女性权利倡导者之间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联盟。其效果是，在“生物学的”女性特质与“社会的”女性身份之间旧有的性别化与种族化边界正在被重复划定。然而，正是像 Coleman 这样的女性权利倡导者抹去了一个在女性主义（尤其是黑人女性主义）政治中一直承认的重要事实：不存在单一的、共享的女性具身体验（female embodiment）或“女性身份”（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1983; Koyama, this collection）——并且，无论是染色体还是激素都无法“决定”性（Fausto-Sterling, 2000）。

跨性别女性和间性女性，尤其是种族化的的跨性别和间性女性，由于生物学意义上“女性特征”的狭隘概念化，在体育领域面临着更强烈的歧视与排斥。最受关注的案例集中在间性女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Caster Semenya。自2009年以来，她的女性身份便被公开质疑，这种质疑本身就带有种族化色彩，与她作为来自全球南方的“男性化（butch）”黑人女性的身份密切相关（see e.g. Erikainen, 2020; Karkazis & Carpenter, 2018）。然而，跨性别女性运动员也成为“性别批评”媒体评论的对象。例如，在MMA选手Fallon Fox被迫公开跨性别身份后，她与其他女性选手同场竞技的权利受到了公开质疑，其中包括其他选手暗示她因“出生时被指定为男性”而可能拥有的优势。媒体报道中包含以生物学还原主义的方式将她的身份病理化、边缘化的内容。

这一体育界的案例说明了科学（尤其是生物学）概念是如何被利用以将某些女性排除在“女性性质（femaleness）「译者注：由于译者水平限制，尚未确定该词是否有标准译法，为与femininity（女性气质、女性性）进行区分而暂时译作“女性性质”」”的范畴之外的（see also Karkazis & Carpenter, 2018）。权威们通过诉诸“生物学”，要求科学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即便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一直受到质疑，这一主张仍然具有公众吸引力。然而，“科学”权威使得关于性差异的“生物学事实”能够被呈现为不可争辩的现实，从而凌驾于（仅仅是“社会的”）性别之上。像 Coleman 这样自称的女性主义者与强大的体育界权威之间的联盟进一步显示，当前利用“生物学”作为排斥跨性别（及间性）者的依据如何超越了传统政治立场的界限。此外，科学是以选择性的方式被策略性而非“事实性”地使用的，使排斥跨性别的团体能够将其既有的政治观点建立在某种“不可改变”的基础上，尽管性的不可改变性本身也是通过政治手段被话语性建构的。正如 Hubbard（1990, pp. 15–16）在三十年前所指出，科学事实的世界是“情境化的，不仅因为它取决于我们是谁、处于何时何地，而且因为它被我们希望‘事实’所引导的方向而塑造”[5]。“性别批判”女性主义者正在建构并调用极为特殊的、有争议的生物学“事实”，而这些版本同时也为反女性组织的政治提供了支持。

然而，需要承认的是，我们并非为了自身或为了本书而从中立性立场撰写文章。相反，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所批判的排斥跨性别声音一样，我们从政治化且个人化的特定立场（located position）进行写作。我们是跨性别和性别多元性的女性主义者，重视具有不可妥协的价值的个人与身体自主性，并以边缘群体自述的经验为指导，关注权力与不平等结构。我们的写作视角由我们自己的性别化历史，以及我们关于性、性别及女性主义的“知识入门（entry into knowledge）”（Hook, 2005, p. 23）的环境所形塑，这些知识是我们通过个人经验和教育轨迹所获得的。遵循 Donna Haraway（1988）的观点，我们将写作概念化为情境化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其中，承认情境性（situatedness）意味着承认政治无辜的失败。我们的社会位置在认知层面和政治层面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并非作为“中立”观察者或局外人来审视 TERF战争。相反，这些“争论”直接关乎我们及我们的朋友、同事和爱人的生命和身体。这塑造了我们整理以下文章的动机，并且塑造了我们在该引言中所集体表达的跨性别女性主义之声。